个人之中与自己情形类似的，或是挤到工作队员面前面红耳赤的与周围的人争吵着讲述着自己的情形。希望能够从这里得到一个权威的答复。

　　原本是给南粤军找别扭闹交农的集会，转眼间变成了南粤军新税收制度的宣讲推介会。

　　不过，另有一群人拉住刚刚从县城里走出来的洪易林的手，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要问。

　　“洪哥，我们家祖上流传下来的土地。前些年因为钱粮税赋太重，被我家老子投献给了那位，”有人指着哭得满脸皱纹里都是鼻涕眼泪的一个秀才，语气之中满是鄙夷，“白白的缴了他十几年的钱粮，本来是俺家的土地，凭啥给他交钱粮啊？”

　　“就是！我们就是想问问，这投献的土地，该怎么算？！”

　　“我们的祖产，能拿回来不能？”

　　这些人占据了来交农的人数之中的很大一部分。从明中期以来，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如果是单纯的购买土地倒也罢了，关键是大批的土地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和通过赐田制度赏赐的所谓公田逐渐的集中到了一少部分人手中。

　　这里面不光是有跟着朱家父子两代人打天下的勋贵们，还有各地的官员和仕绅。可以说，到了明后期，明朝廷财政制度崩溃，与这种情况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成化至正德间，所谓的赐田这种明火执仗的抢劫民间土地的行为便进入了一个高峰，成化、弘治间，请赐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德王朱见潾就藩济南，先后准其所请，赐与山东寿张等县田地四千一百千顷，广平清河县田地七百余顷以及山东白云湖、景阳湖、广平湖之地，又赐新城、博兴、高苑三县水淀芦荡并“闲地”四百余顷。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拨给长沙八县田地一千二百九十余顷。兴献王朱佑杬就藩湖广安陆，赐庄田五千余顷。周恭王睦嗣位，赐地五千二百余顷。崇王朱见泽就藩汝宁，前后所赐之田已达万顷。荣王朱佑枢就藩常德，赐田二千顷，山场八百里。而在嘉靖万历年间皇室和勋贵大臣们的请赐活动更是达到丧心病狂的高度。景王朱载圳就藩湖广德安，“多请庄田，诏悉予之”，赐田达四万顷。潞王朱翊镠就藩卫辉，多请赡田“无不应者”；景王藩除，其故籍庄田亦赐之所有。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援潞王例，奏讨庄田四万顷，朝臣力争，减至二万顷。

　　皇室成员大肆的搜刮土地，那些朝廷上的高官也是不甘居人后。复社领袖张采曾这样描述过江南士大夫受献的风气：“往者乡、会榜发，不逞者各书呈身牒，候捷骑所向，进多金名曰投靠。所进金岂奴办，多以其族无干田屋贽，否则系人奴背主，且挟旧主田屋贽，曰投献。则群不逞相率下乡，数马以二三十计，田用杨树干作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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