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总额，去官府那里纳税，才能获得相应比例的盐斤数量，并不存在自由购买食盐的合法渠道。
而到了晚明，尤其是从万历一朝开始，事情又逐渐起了变化。
由于朱元璋在明初制定的“粮里制度”被社会发展逐渐瓦解，让里长分发配给食盐已不能再保证民间供应和盐税收入。
官府配盐便不再通过里甲，而是交给盐店和铺户，让他们来经营州县内的食盐销售。
可想而知，这些负责食盐销售的“土商”或“接盐铺户”都是经有司“佥选”出来的，历史上万历皇帝赐给潞王的卫辉义和盐店，就是相当于把卫辉一地的食盐售卖资格送给了他。
虽然有了盐店，并不意味着州县的食盐就变成市场交易，因为食盐价格也要由国家制定，但吃盐毕竟是群众刚需，即使除去运输的成本、风险，以及中间转售的成本，盐店的利润依然高得惊人。
何况明廷对盐务的控制和管理都是通过当地的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这两个机构来实施的。
这两个机构独立于地方政府，受户部管辖和科道官的监督，各省按察司的盐法道对坐落在该省境内的盐务机构只有审计职能，而没有直接管理权。
所以万历皇帝很容易得就可以绕开地方利益集团，将这份好处赐给自己的同胞兄弟。
而现在，朱翊钧想把这份好处的受益对象换一换。
宗室可以理直气壮地吃国产、用国产，那皇帝为甚么就不可以拿国产和豪商们换回远洋航线呢？
朱翊钧的想法是很明确的，贪污党争、士族勾结、边将怠惰、虚夸战功，他都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暂时地去容忍。
这些问题在哪朝哪代都不少有，也不单是明朝这一个朝代的特色问题。
万历皇帝性情阴冷，城府极深，对待昔日恩师都尚且如此，朱翊钧哪里能真的指望申时行、李成梁这些能臣把“忠君”二字看得比自己亲人和自家性命还重呢？
他们就是想顺利退休，保得子孙永享富贵荣华，这是人性使然，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指责申时行和李成梁当然容易，当然冠冕堂皇，但他朱翊钧能指责人性吗？
朱翊钧是不忍心去指责的，他不是李自成，他对人性是有一定的宽容和谅解能力的。
所以即使朱翊钧已然成了皇帝，在面对豪商之时，他还是会和现代人一样秉持“公平交易”的想法，而不是直接利用权力去抢夺。
朱翊钧心想，只要能把海贸航线，以及日本和美洲的银矿资源掌握到手中，不管辽东形势如何变化，朕都有足够的资本去应对它。
朱翊镠却有些担忧，
“盐税可不是好动的。”
朱翊钧回道，
“朕用的是盐店又不是盐引，有甚么不好动的？晋商和徽商靠盐引都富了二百多年了，朕不过是用点他们吃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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