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儿倒是识相。”

　　张诚道，

　　“当年太祖皇帝在《皇明祖训》里有规定，亲王即使有过，也是言官不得告、司法不得审、重罪不加刑，潞王殿下是皇爷亲自下旨派遣的，科道官又哪里敢违反太祖皇帝的遗训呢？”

　　这是句实在话。

　　朱元璋虽然对开国功臣不怎么厚道，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是事事为他们安排得周到。

　　根据《皇明祖训》的原文规定，言官弹劾藩王，如果皇帝认为这是小事，就视言官为离间皇家成员关系，按律当斩。

　　即便是大奸大恶之事，如果皇帝感觉证据不足，也会杀言官。

　　如果是普通百姓想要揭发藩王的行为，更是要先杀揭发者，而后流放其家人。

　　不过，随着朱棣继位后，明朝削藩政策的深入推进，藩王的地位开始不断降低。

　　从明宣宗朱瞻基伊始，言官弹劾藩王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

　　但即便如此，言官弹劾藩王仍然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到了晚明，藩王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譬如朱翊钧所在的万历十五年，藩王已经彻底丧失了对王府内部官员的人事、考察及司法权。

　　除了言官之外，藩王王府的辅导官、就藩之地的地方官以及百姓也能告发藩王，明朝中后期，甚至时不时有王府官员欺凌藩王的现象出现。

　　但就整体而言，活跃于京城朝中的言官并不太敢肆无忌惮的攻击藩王，毕竟朱元璋定的祖制就在那里放着。

　　藩王的权力虽然已经被削减得再不复明初，但皇帝还是随时可以拿《皇明祖训》上的条例追究言官的责任。

　　至于藩王犯罪，那更是宗室子弟不可动摇的司法特权。

　　终明一朝，如无皇帝特旨，普通司法部门是绝不能缉拿、审问藩王的，更不用说是定罪了。

　　《大明律》中“八议”的第一条就是“议亲”。

　　藩王犯罪，法司要奏闻皇帝，不得擅自提审，在皇帝颁布推问的圣旨后，方才能开列宗室所犯罪状，及应得之罪奏。

　　然后又必须经过五军都督府、四辅、谏院、刑部、监察御史、断事官集体会议，议定奏闻皇上，方可定罪。

　　即使其罪当诛，也得谨慎言辞，仅云“准犯依律合死”，最终交由皇帝裁决。

　　皇帝必须当面询问藩王的违法行为，如果说确实属实，则还要与在外或在京的诸亲商议，最后才能定下判决结果。

　　当然《大明律》中的“十恶”，也就是谋反、谋大逆、谋叛、谋背本国、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并不在“议亲”之列。

　　这就意味着，只要藩王的罪行不是直接威胁统治秩序，或者严重破坏伦常关系，就可以在法律上享受特别议处的对待。

　　而在古代，统治阶级一直视皇家颜面高于一切，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根本不可能允许司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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