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是这样的。
万历十二年时，“倒张”运动进入了高峰，一些人仍旧拿着张居正在世时候的事情互相攻击。
在万历皇帝决定对张居正抄家的时候，刑部尚书潘季驯因为替张居正说话被御史李植弹劾而罢官。
当时的御史蔡系周、孙愈贤因为跟李植有间隙，借着潘季驯有冤开始弹劾李植。
于是李植的同党江东之、羊可立立刻参加进来，并将蔡系周、孙愈贤两人划成“张党”予以攻击。
这本来是一场科道官阵营的内斗，但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三人偏偏将张居正牵扯进来作为打倒政敌的砝码。
很快京城便流传起一张大字报，说蔡系周、孙愈贤弹劾李植，是当时已经是内阁大学士的许国指使的。
于是斗争的方向立刻发生了变化。
因为许国当年是在“张居正夺情案”里面支持过因上疏谏言而被廷杖的吴中行和赵用贤的，所以此案跟张居正就失去了关联。
因此那张大字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它要么是有人故意将此案跟许国联系起来，要么就是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弹劾蔡系周、孙愈贤的最终目标是冲着许国来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因为随后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又开始弹劾申时行，他们想将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拱走，让他们的老师三辅王锡爵担任首辅。
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营建自己的寿宫，派遣礼部尚书徐学谟选择大峪山吉壤。
万历十三年时，万历皇帝又派申时行前往大峪山视察。
不料，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借题发挥，上疏说大峪山并非吉壤，由于申时行与徐学谟关系密切，所以才随便同意徐学谟的选择。
并且企图借口寿宫选址不妥，迫使申时行辞职，除了王锡爵外，还向皇帝引荐了当时的刑部侍郎张岳和太常寺卿何源入阁。
王锡爵因此便向皇帝写了一封《因事抗言求去疏》，说他是因为被小人利用而引咎自责，以为应当辞官而明志。
由于王锡爵并不因为李植等人是自己的门生，而与之相呼应，也不因为与张居正有宿怨而大肆挞伐，取申时行而代之，反而大义凛然谴责那批品德不良的“建言之臣”。
万历皇帝看了王锡爵的奏疏，不但留任申时行为首辅，还严厉斥责了李植三人。
皇帝这一表态，朝中与申时行交好的科道官也纷纷纠弹李植三人，最终使得万历皇帝将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连降三级，而且还从京师贬往外地。
至此之后，朝中靠将政敌划为“张党”而攻讦毁谤的风气渐渐弱了下去。
在与言官的这场较量中，申时行终于略胜一筹。
因此朱翊钧在此时提起蔡系周被贴大字报，言下之意就是支持申时行，反对言官以划分“张党”而攻击能臣的手段，
“漕运关系重大，不是哪个党能用哪个党不能用的问题。”
朱翊钧慢慢道，
“倘或海运能顺畅通行，取代漕运，朕也就不寄希望于潘季驯了。”
张诚点点头，十分理解地回道，
“皇爷说得是，自蒙元以来，便不时有以海运取代漕运一说。”
“可若海运可行，韩山童、刘福通当年又怎能编造得出‘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呢？”
不想朱翊钧见张诚如此通情达意，反倒一愣，
“难道海运不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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