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崇祯皇帝当年坚持要向韩一良追问那五百两书帕金的来历，就显得很不通情理。

　　韩一良公开向皇帝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这就意味着在满朝文武眼中，俸禄外的灰色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而那套名义上的、官员低薪的正式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现代人朱翊钧当然要比崇祯皇帝要通情达理。

　　这不是因为他默认了皇帝要向官僚集团的潜规则投降，而是他能从人性角度去体谅那套晚明正式制度下“作为清官”的艰难。

　　帝国制度一向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无论官僚集团如何挥舞道德大旗，但道德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对于这一点，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朱翊钧是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崇祯皇帝那样要求朝中人人都用道德的力量去抵御人性的贪婪。

　　他接见徐泰时，只是想从人性角度出发，挖透晚明马政潜规则的深根，早早地将“闯王李自成的产生”扼杀在他家道中落之前，将吴三桂的假降制止于辽东彻底变成一个无银无马的烂摊子之前。

　　因此当徐泰时落座之后，朱翊钧看向他的目光竟然意外的平和，他是拿做学术的态度去面对徐泰时对马政溃烂的诚实的，

　　“民牧种马之佥派，无非是计户、计丁、计地之三策，如今徐卿言道库匮马乏，莫非是此三策皆不能奏效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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